1963（1963年香港大旱）

1963年春，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的菊香书屋内的办公桌上，铺满了一封封求助信。而其上的内容如出一辙，全都是关于“香港大旱”想要求助我党中央帮忙解决香港市民的饮水问题。

看着那一封封来自华夏同胞们发来的求助信，其上描述的香港市民的种种凄惨处境，毛主席不禁悲从心来。思考许久后，毛主席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们下达了“要及时由内地修筑一条引水渠来解决香港居民的饮水问题”的决议。

毛主席的此项决定一出，顿时让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大吃一惊，并在随后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当时我国才刚刚由艰难的“三年大饥荒”中走出，人民的生活正处于改善的关键时刻。而且，西南的印度在战败后仍不思悔改，频频扰乱我国境，西南的军费开销依然庞大。

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国库本就不算充裕，而为香港修建引水渠则更是一项巨大的开销。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香港仍旧被英国佬紧紧握在手里，为香港修建引水渠岂不是白白让那些英国人占了便宜？

面对着诸多中央领导的疑虑，毛主席却并未出言过多解释，反而是略带神秘地说道：“关于这个决定，我考虑了很久，现在你们不理解没关系，等到日后你们就会知道这条小小的引水渠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见毛主席如此胸有成竹，那几位中央领导也便不再多言，虽然仍旧不知这项决议的深层含义，但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与敬佩，也就放下心来。

19年后，当那位享誉世界政坛的“铁娘子”气势汹汹地同邓公谈起香港回归问题时，毛主席这项当年被众多中央领导所不理解的决议才真正显露出其背后的巨大意义，时隔19年后让人由衷感叹主席的高明。

香港，作为一处地理位置优越的国际重要中心枢纽城市，却是被“饮水苦难”困扰了百年之久。

19世纪初，因为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于香港这块有着独特地理优势的“宝地”并不看重，所以对于其中的百姓也并不关心。当时的香港，饮用水紧缺的问题便已经初显，但是靠着家家能省则省的生活方式，倒也并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问题。

19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入主”香港，这块举足轻重的“国际航运枢纽”开始突显出了巨大价值。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国的商贩以及络绎不绝的居民。那些外来者和外国人，全然不像香港的原住民那样懂得省水用水，一时间“用水慌”开始逐渐显露。

作为统治者的英国佬，当然不会让这块“金疙瘩”因为用水问题而让其本身的价值大打折扣。为了缓解居民的用水难，英国政府曾开出了1000英镑的天价酬劳作为奖金，只为完美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要知道，那个时代伦敦本土的男员工的年平均工资，不过才100英镑，可想而知这1000英镑的酬劳之重。

然而，即便是英国政府不惜重金求才，甚至还专门建立起了一个行政机构，但是对于香港居民的用水问题仍旧收效甚微。

随着香港的知名度在世界越传越广，这片充斥着“暴富”之机的小岛，引得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定居。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本就不算充裕的淡水。开始逐年加重“负担”。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香港曾经连续7个月的时间滴水未下。一些体质稍弱的人，由于抵挡不住旱灾的摧残，还感染上了瘟疫。在短短3个月内，便有超过千人因瘟疫而死亡，受伤受损者更是难以统计。

1929年，香港再度爆发大规模旱灾，再加上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腐败混乱，很多人都开始“另寻出路”离开了这片伤心地。见到自己冥思苦想而出的“蓄水”措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开始将重心转而放到了“限水”上面。

1939年，长时间不堪重负的英国政府，正式出台了“管制用水”的政策。在本世纪初的香港电影《功夫》中，一脸“恶相”的包租婆限制租客们用水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便是对香港市民们当年用水的一个小小缩影，甚至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当然，像英国人的这般“只重计而不重道”的举措，只能是在平常情况下将降解决市民的饮用水问题，一旦到了大旱之年，其弊端便成为灾难。

常年在这种“不自由”的用水情况生活的香港市民，心底或多或少地都积压着怨恨与怒气。在不出现大问题时，人人都可以忍得住，但要是一旦用水问题出现无法保证，那么社会的事态也将瞬间变得不可控制。

自1962年底开始，香港开始干燥异常，及至1963年，香港更是出现了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长达9个多月连一滴雨珠都没有落下。而在如此危急的时刻，英国政府竟然还不思考如何求援供水，而是一味地采取强制手段控制用水。

英国政府先是出台政策，每天的供水时间为固定的8个小时时间。随着旱灾的蔓延，英国政府多次修改供水政策，每天的供水时间开始一减再减。到了最后，平均每天仅仅供水4个小时左右，最严重时甚至达到了4天才供一次水的极端情况。

那段时间，香港市民最怕的不再是腐烂至根茎的港英政府与随处可见的黑帮火拼，而是担心下一次会不会得到水。

现年已92岁高龄的周坤老人回忆，那个时候员工们都要每4天请一次假，去街头等着那“街喉”供水。因为时间有限，而那些住在筲箕湾山上的工人，由于路途较远，跑慢一点一家人可能4天都要喝不上水。在生命的威胁下，强硬的社会秩序似乎也成为了摆设，街头到处可见因接水而大打出手的人。

350万的香港居民，已经快要近乎丧失了的本善人性，在那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下，那些平日里被人所熟知的社会安定秩序已形同虚设。谁才能真正将这个处在瘫痪边境的香港解救出来，让350万人民免遭“炼狱”的悲惨？

1963年5月，已经濒临绝境的港英政府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开始向内地中央政府乞求帮助。他们通过香港中华总商会和香港九龙工会联合会，向中央政府发出了源源不断的求救信。在中央的同意下，广东在自身也饱尝旱灾的情况下，将本用来灌溉农田的水转供给了香港。

与此同时，北京中南海内，毛主席等一众中央领导人也就香港旱灾的问题做出了最终决议。正如开头所讲，毛主席经过思考过后，当机立断地下达了要为香港修建一条供水渠的决定。虽然几位中央领导并不赞同，但却也并未过多询问主席缘由。

当年年底，周总理带着主席的决议：

从中央财政部拨付了3800万元的巨款到达广东作出指示：引东江之水供给香港，不计代价一定要助香港同胞渡过难关！

要知道，在那个刚由艰难境况挺过来的时代，3800万的巨额经费可是主席和总理咬紧牙关，暂停了几个国家建设项目才拿出的。

但是，当总理下达批示时，却是异常坚定地说道：

“此项工程，关乎着300多万香港同胞，理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一切审计和施工交由广东省政府。”

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对于基础建设力并不发达的我国来说，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工程。因为若想将东江之水调到深圳水库，再进而支援给香港，期间要经过80多公里，还要翻越6座海拔很高的山峰。

简单通俗地说，就是要将东江长达50多公里的支流，由海拔2米开始，逐级抬高至海拔46米，形成一个巨大滑梯状，确保水流平稳运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我国建设者却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建设完成。

让高山低头、令江流倒灌，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人间奇迹！

1965年2月底，清冽沁人的东江之水，由东莞而来，翻山越岭经深圳水库中转，最终抵达了香港300多万同胞的家里。至此，香港百年的缺水问题成为了历史！

而毛主席当机立断决议修建的这条水渠，在19年后终于突显出了背后的巨大意义。

1982年9月，万众瞩目的“中英谈判”如期在我国中南海展开。那位享誉世界的“铁娘子”之所以选择在1982年9月来访，是因为在不久前英国刚刚在与阿根廷关于马岛主权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想要借助自以为的“日不落尚有余晖”迫使中国做出让步。

但她却没有真正意识到，那个曾经制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已是如垂暮老人犯困，风采不在，而中国，也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满清。

果不其然，在会谈开始后，见到邓公一直不曾松懈丝毫对于香港回归的态度，撒切尔

突然话锋一转威胁道：“中国若是一意孤行地宣布收回，那么对于香港来说，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邓公听后，却依旧是不恼不怒，仪态轻松地回答道：

“香港的主权，从来都是只属于我们中国，这是根本不容讨论的。”

撒切尔作为能够搅动世界风云的政治家，当然不会如此轻易放弃，只见她再度压低了声线道：“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不会排除未来为了保证和平，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保留香港。”

听到撒切尔竟然已经将武力威胁暗示的如此明朗，邓公不仅没有丝毫惧怕，脸上的笑意反而是又深了两分，缓缓地说道：“我们中国人跟你们比起来，固然是穷了点，可要是论起打仗，那是没有人怕死的。”此话一出，撒切尔顿时有些呆滞，她虽然进行威胁，但也是旁敲侧击并未明说，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竟将两国交战这类词汇说得如此云淡风轻。

见撒切尔一时间不言语，邓公再度说道：

“其实早在多年前，我们主席就预料到了，如今香港几近8成的饮水需求是由内地提供的，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的话，我们也会适当地做一些事情。”

此话一出，撒切尔彻底懵了。对于这次谈判撒切尔已知道是无力回天，作为曾百年都被饮用水困扰的香港，如果真的被掐断了水源的话，后果无疑是英方承受不住的。似乎是在外交上第一次铩羽而归，这位铁娘子在会谈结束下台阶时还摔了一跤，还成了那段时间各个国家媒体报道的封面。

由此，我们不禁地由衷感叹，主席19年前的决定着实高明。若是没有毛主席超越时代的宏伟眼光，中英谈判时邓公虽然仍旧会如愿取得胜利，却一定免不了与那位铁娘子多费些口舌。

如今，香港在中国的治理下，在邓公“一国两制”理念的贯彻下繁荣程度犹胜往昔，其位置和作用之重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之一。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邓公的一国两制政策也将迎来第三次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