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的富人区（城市与社会︱在津巴布韦做生意）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在8月28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经贸工作吹风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2017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是31亿美元，是2003年的将近40倍；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投资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

去年，麦肯锡发布的调研报告估算，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万家，其中90%为民企。中国商人，尤其是中小企业商人在非洲如何生存？他们和当地人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

2017年，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人文学院（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in Africa）博士研究员辛巴拉舍·古库鲁姆（Simbarashe Gukurume）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Harare）花了一年时间对中国小型企业商人、他们的工人和客户进行田野调查，通过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商业实践、社会关系以及与当地人的互动，探讨中国移民如何在国外空间形塑和协商其社会身份。

中国店铺：欢乐与冲突共存的空间

“早上6点钟，中国商人朱先生升起了店铺的卷门，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店里的工人已经摆放整理好了各种商品。

进入店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告示，上面用粗体英语写着‘现金交易，概不退换’。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迎了上来，用英语和绍纳语嘀咕着：‘早上好，先生，您有什么需要，请随便看看。’

收银台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店主朱先生。在朱先生眼神的注视下，我穿过堆满商品的玩具店，拿了几件东西去收银台付款。

我无视只收现金的告示，径直掏出了信用卡。朱先生摇了摇头表示拒绝。另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解释，‘我们不接受银行卡，这里只收现金，有时候可以接受EcoCash [注：津巴布韦的一种移动支付]。’

经过短暂的坚持，我掏出身上仅有的零钱，交给了微笑的朱先生，他愉快地收款结账，然后递给了我一张机器打印的中文收据。”

以上是古库鲁姆在实地调研中的经历。

在哈拉雷，许多中小型企业的所有者是像朱先生一样的中国移民。当地的中产阶层区域贝尔韦代雷（Belvedere）有一座“龙城”购物中心，一些类似朱先生玩具店的中小商店占据了哈拉雷中央商务区的每条街道。这些交易场所的形成突出了中国的中小商人在城市经济和空间中的重要地位。

龙城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政治经济危机迫使许多津巴布韦人出国寻找新的商机，津巴布韦人的大规模移民，加上自由贸易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一种方式，导致大量外国（中国、刚果、尼日利亚、韩国等）移民和商业资本涌入，首都哈拉雷进而成长为一个后殖民时代的国际大都会。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黄屏在2016年的一次发言中表示，已有超过一万名中国人在津巴布韦生活和从商。古库鲁姆认为，这个数字在过去两年中津两国签署了几项双边协议后又有上升，最近的一项坊间移民数据认为该数字在一万五至一万七千人之间。中国移民商人的数量远超过在津巴布韦的其他外国移民商人。

但是，古库鲁姆了解到中国商人与当地员工、客户的日常互动和关系存在矛盾，并且经常表现为冲突和冷嘲热讽。在访谈中，大多数工人对超长的工时、苛刻的老板和微薄的工资感到失望。一位当地的工人说：“有时他们会辱骂你，如果你问我的同事，他们的回答也一样。当你试图抱怨，他们会告诉你，不想干就别干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坚持下去。” 古库鲁姆注意到，在他进行调查期间，几家报纸刊登了中国雇主对待劳工的不当行为的报道。

同样，参与这项研究的许多当地客户也对哈拉雷许多中国商店出售的廉价中国产品表示怀疑。多位古库鲁姆的访谈对象将中国产品称为“Zhing Zhong”，这在当地的意思是“低质”，即成本低、批量生产和寿命短的产品。因此，中国商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总是缺乏信任和伴有争论。

此外，中国商人和他们的工人之间的信任缺失也很突出。一名中国商人向古库鲁姆抱怨道：“一些工人偷我们的钱，如果你不小心，就赚不到钱，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四处张望，亲自在收银台收钱，因为你不能信任工人。”

中国产品在哈拉雷一些地区的城市贫困和低收入群体中很受欢迎，不乏有人购买后在哈拉雷街头转售。但同时，中国商人坚持不给客户退款或替换质量有问题的产品，一些客户经回到店里抱怨他们购买的产品。因此，古库鲁姆认为，中国商店变成了一个欢乐与冲突共存的空间。

在市中心，相互竞争的中小商人之间也互存敌意，包括中国人、尼日利亚人、印度人和当地的小商人。在很多非正式的谈话中，一些本地商贩不断抱怨他们被廉价的中国产品挤压得喘不过气来，呼吁本国政府应多照顾本国商人的利益，形成国家层面的有效保护。古库鲁姆在当地的许多访谈对象都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增加表示担忧。津巴布韦国家商会前主席Mara Hativagone曾表示，“津巴布韦人很难与中国人竞争，因为他们可以规模生产而且有廉价的劳动力。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业有一半时间既没有水也没有电。”

其他抱怨者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商人的不满，比如不断推高市中心和住宅区租赁价格，采用非法和欺诈性的方式累积财富（参与在黑市进行非法外币交易、非法走私钻石出境等），都使中国商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后者甚至将前者视为经济破坏者。

中国人经常被认为会携带大量现金，所以中国商人总有害怕被抢劫的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喜欢抱团生活在一起并随身携带枪支。

中餐厅：建立社交的重要场所

古库鲁姆接触的大多数中国访谈对象都与其他中国移民生活在一起。他认为，共同生活不仅是一种安全策略，还是中国移民商人削减成本的措施，因为他们将资源集中在哈拉雷最安全的区域，从而可以分摊租金。没有在店铺居住的中国商人一般会选择位于哈拉雷北部的前白人居住区，那里更加安全和富裕，因此租金也相对较高。

闲暇时间，中国移民商人喜欢聚集在哈拉雷及其周边的中餐馆，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位于Chisipite富人区一家名为香格里拉的饭店。每到周末，数百名中国人和当地人聚集在一起享用中国菜。一位受访者表示，“去中餐馆吃饭时，我会想家。我喜欢和中国同僚交往，大家会聊一聊家庭和生意的事情。”

哈拉雷香格里拉饭店入口。图片来自网络

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的理论体系中，社会资本衔接需要一种场景，供社会异质群体之间建立网络。古库鲁姆认为，哈拉雷的中餐馆已经成为中国移民融入移民国社区和建立商业网络的重要社会和经济空间。他的访谈对象在中餐厅结识了来自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刚果和英国的企业家。

同时，中国人的聚会也加强了移民内部的情感链接。这种社会“结合”或“桥接”对于政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小规模中国商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经常因为违反城市、移民和货币法规而与执法机构发生纠纷。

虽然哈拉雷那些富裕、有实力且有一定政治关系的中国商人具备战略眼光，但多数中小移民商人只能策略性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境。不过，上层企业家帮助同行小商人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尤其当出现财务困境时，社交网络成为中小商人应对风险的重要社会安全网。哈拉雷的很多访谈对象告诉古库鲁姆，他们从中国进口货物时往往将众多资源汇集一处。事实上，中国移民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些社交网络来自于与哈拉雷当地商人、政治家和中国同胞的餐馆“偶遇”。

中国商人焦先生说， “我刚到哈拉雷时，一切都不顺利。我本来想找一个便宜的地方落脚，但却徒劳无功。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商人，事情开始出现转机，他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些人慢慢帮助我在市中心立足。” 焦先生的经历表明，虽然“机会式偶遇”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弱关系，但这些联系仍然是极具凝聚力且富有成效的，可以逐步发展成有益的强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津巴布韦与其邻国南非一样，拥有悠久的中国移民历史，是各类华裔社区的家园，比如津巴布韦前教育部长朱慧琼（Fay Chung ）和90后职业足球后卫Adam Chicksen都是津巴布韦华人。但古库鲁姆指出，相对于注重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新移民群体，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的语言能力及其与中国的关联度更弱。考虑到中国移民原籍地与移民时间点的诸多差异，事实上中国人在津巴布韦表现出多样的中国人意识，使之能够适应和整合到东道国环境中。

不断被塑造的“中国人意识”

有学者在研究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移民时提出了“策略性全球主义”的概念，指的是一系列在困难的城市景观中谋生的实践方式。古库鲁姆认为，津巴布韦的中国中小商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

例如，中国移民通过选择居住在商店后面和安全的北部区域以应对哈拉雷真实存在的和被他们认为危险的空间。在一些非正式的谈话中访谈对象解释说，安全和保障是他们生活安排的首要考虑。

约瑟夫是古库鲁姆田野调查中的线人，曾经在哈拉雷一家大型中国商店中做过主管。在与他的谈话中，古库鲁姆了解到有一些中国人爱上了当地的津巴布韦女孩。甚至，约瑟夫的另一位中国好友正计划与一名津巴布韦女子结婚。约瑟夫表示，他正在教他的朋友一些基本的绍纳语以及即将举行的婚姻仪式所需的其他绍纳习俗。结婚或者皈依当地宗教，成为中国移民适应和融入移民国社区时重构身份的主要方式。

此外，虽然津巴布韦的经济现状确实限制并体现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结构化理论，但古库鲁姆观察到中国的中小商人制定了多种策略来规避和应对受限制的环境。例如，大多数中国商人都喜欢用现金交易，如果没有现金，那么在哈拉雷的中国商店将买不到任何东西。一位受访者表示，现金交易的方式帮助中国商家成功应对了对哈拉雷众多企业造成影响的现金流危机。虽然现金交易会导致日常销售额降低，但是许多中国商人仍然坚持用这种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移民可以用现金购买外币，然后汇回中国。

据受访对象黄先生描述，中国商店只使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已经形成了中国移民商人资本积累机制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津巴布韦现金危机日益加深，一些小规模的中国店主开始接受其他支付方式，如移动汇款、电子支付（EcoCash）和刷卡。

有趣的是，通过电子支付购买的产品价格要高于现金支付。根据不同的付款方式（美元现金、债券货币和电子支付），这些小型中国商店的一款产品执行三种不同的价格。例如，对于一个售价10美元的产品，用债券货币支付需要12美元，用EcoCash或刷卡支付需要15美元。事实上，这种定价制度并不适合小规模的中国商店，但哈拉雷的许多微型、中小型企业都纷纷效仿。虽然不合法规，但这是商人保持获利并继续经营的一种方式。

黄先生还指出，中国贸易商贩的金融业务在津巴布韦国家经济管控下处于半监管状态。通过投资小企业，许多中国贸易商能够逃避国家监督和税收。这一发现与此前三位学者在约翰内斯堡对中国移民所做的观察有某些可比之处。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移民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技术，通过营造灰色空间绕开移居国社会的控制乃至社会敌意。这些策略和技术的实施，让约翰内斯堡的中国移民接近于透明状态，无人知晓其具体的行为。

哈拉雷的中国移民商人也不无二致，力求占据更大的灰色空间。例如，在哈拉雷，一些中国移民始终居住在封闭社区。不只是在哈拉雷，其他地方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移民刻意采取的策略并非都是有利无弊。例如，有人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贿赂腐败的政府议员或警察以完成精英关系积累。另外，一些策略也对中国移民商人产生了严重的反作用，有人因为使用非法、行贿和犯罪的“策略”最终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驱逐出境。因此，对于中国移民商人生存策略的关注不容忽视。

[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津巴布韦的中国移民及其日常生活政治”（Chinese migr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Zimbabwe）。文章收录于期刊《亚洲族裔》（Asian Ethnicity）, 2018年7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在线学术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发。许中波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